記得我剛參與這個NGO的媒體工作時，有位老朋友說我這是「做善事」，其實他可能沒有惡意，但我心裡有些覺得是不是被虧：「你是太閒、還是太有錢、還是想出名？」，當然那也因為當時我心理有些沒釐清的思緒，以致於我自己在質疑自己。其實在這個過程裡，我最大的收穫是從別的孩子身上，看到教育的更多可能性，對我這種還在學著當別人父親的人而言，那可能就是生活重心的全部。就像兜兜這樣的年輕人，一畢業就在尼泊爾、印度進行社區工作一年，我們真的知道，她回來台灣之後，就必定將是這個國家的盼望跟未來。

由於自己是工人子弟，從來沒有想過出國留學這件事，或是這件事可以對自己的人生有多大助益。事實上我進入職場後，感受到的階級這件事的高牆，比我理解還要巨大 ：一個家庭的實力，可以撐起一個人創業失敗很多次再站起來；一個家庭的實力，可以一路舖陳一個人的語言能力、才藝、社交、理財能力；參加一個影展的比賽，你的作品被認定好或不好，也可能是跟符不符合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有關係（總不可能有工人階級佔多數的評審會議）。如果你問我前陣子參與的ASD國際紀錄片提案會議，我明白用英文拿酒杯跟別人談project、談budget，那比較不會是適合我能力的工作，我現有訓練的專業是比較適合去拍伊波拉、非洲象。當然工作沒有貴賤（事實上我很驕傲自己是工人子弟），但如果這幾年我想多些時間跟小孩相處，我也會希望我可以擁有更多可以選擇的條件，例如暫時這陣子，我可以有當客戶、經理人那般優雅的可能性。

我心裡其實是很羨慕兜兜、或是剛去泰北沒幾個月的長期志工小風，他們在那麼年輕的時候，就有這樣的際遇及膽識去選擇這樣的道路，造就了跨國工作的專業能力。不用去歐美國家、不用去澳洲、紐西蘭當台勞，在第三世界國家他們依然學會了運用國際語言與別人協調工作任務、也能閒聊自己生活與外國人交朋友，而且他們的故事很具獨特性，在未來將更容易運用這樣的軟實力成為社交場合的焦點。最重要的，他們鍛鍊了更好的「站在遠方觀看自己」能力：對我而言，困陷在自己的觀點走不出去，總是影片製作過程裡最深的沮喪，因為只要開始參與一部影片的製作，我們就失去了做為一個觀眾對影片第一眼的直覺（不管努力多久，觀眾一打開電視不好看就直接轉台）。有能力不間斷地「站在遠方觀看自己」，不僅對於影片工作者很重要，其實對於各個領域專業也相同重要，因為我們同樣需要不停止地打破、突破自己原有的框架追求卓越。